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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贸易港方案密切与教育等部门沟通、呼之欲出 风险还有一个大蛋糕,管控成最大挑战

2018/1/13 8:49:30 13:05:55      点击:2746
  

一切顺利的话,全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方案将于2018年在上海落地。

不过,一些掣肘仍然存在。

除了制度创新,对自由港来说,更核心的内容是功能提升。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曾公开密切与教育等部门沟通、表示,上海设立自由贸易港,是在现有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不搞圈地、不搞大拆大建,主要是制度创新,研究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同时具有国际水准的新的监管制度。”

从香港和新加坡经验看,自由贸易港最基本的功能,是要实现贸易自由。通过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建立第三方的角色,并借用第三方的土地完成加工制造存储销还有一个大蛋糕,售运输等行为。而在监管方式上,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也就是“海关后撤”到二线,自由港内部成为“境内关外”。

资料图:上海自贸区。发 汤彦俊 摄

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

与已有的保税区、自贸区等区域相比,自由贸易港在海关监管、税制安排等方面更为特殊。一方面,开放度最高,另一方面,设立条件最为严格,对监管的精准化要求也更高。

他建议,离岸贸易、离岸金融都要跟上。

资料图:上海自贸区。发 汤彦俊 摄

在初步设想中,也就是《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所描述的自由贸易港,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在自贸试验区的几年探索中,一线放开已经做了不少,但二线管住强调的不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曾参与过自贸区调研发现,有的地方,快递小哥要送个盒饭,都不让进去,“要么就是管不住,要么就是管得过死。”

“离岸贸易本身仅仅是一个抓手,要创造流动带来的附加值,要提供更多离岸的服务贸易和金融,包括税收的辅助。”陈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来离岸业务,还要对跨国企业总部做离岸式管理,“这类企业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离岸贸易提供运输的国际航运公司,还有一类是作为第三方为市场资金调配便利化的跨国公司总部。”

自贸区改革面临“两难”

服务贸易在“境内关外”模式下,也会更加便利。赵楠以船舶维修业务为例,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传统模式下,从事国际业务的船舶零配件需要维修,有的零配件需要进口、报关出口,再装上船。有些甚至要求同船换装,比如某个零配件从一条船上卸下来,维修好,还要装回到这个船上。但如果自由港模式下,就可以改变现在的监管模式和手续流程。“很多离岸服务是否可以开展,在税收上是否可以对接国际离岸业务的税收方式,这些都要逐步去探索。”

以香港为例,香港对进出口贸易基本上没有管制,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凡符合惯例的贸易行为均畅通无阻。除了酒类、烟草等少数商品外,一般进口货物无须缴付关税或其他进口税(如增值税、消费税等)。香港办理进出口贸易手续简便,一般货物进出境无需事先申请,只需在进出境后14天内向香港海关提供报关表即可。

“中国实际是什么?我们贸易种类特别多,贸易量特别大。如浦东机场全球货运量第三,洋山深水港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自由贸易港区的运行和管理的体制机制问题。”

2017年3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里,最新目标是“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

“自由贸易港,不像自贸区,不是搞盆景,不要求大家都能学。”白明表示,越是复杂、越是高大上的开放规则,适应性越差。建自由贸易港,目标是最高水平的资源优化配置。“全世界自由贸易港,都是特殊的园区,都是小而精。”

上海自由贸易港方案呼之欲出。专家普遍认为,开放带来的监管难题是有关部门最大的顾虑

“自由港,有狭义,也有广义的自由港。”赵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是港城式自由港,自由不仅局限在海关,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人员可以高效流动。新加坡和香港又有所区别,仅在港区实施自由港制度。“如果是港城式的模式,在金融制度上,在人员流动上,在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上,要更加开放。”

不搞圈地,搞制度创新

“根据京都公约,自由贸易港概念最核心的,是实现免于惯常的海关监管,最大程度方便货物贸易的进出。”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港口研究室主任赵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目前的共识是,建设自由贸易港,需要在自贸区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改革授权。

在方案未定之前,上海如何对标,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自由贸易港和自贸区、保税区的最大区别。

“如果不发展离岸贸易,在原来保税基础上,干不干自由港都无所谓。发展离岸贸易,就得有离岸金融。”白明说,上海自贸区虽然也搞了自由贸易账户,但不是基于离岸交易的自由贸易账户,是一般的进出口贸易方面的自由贸易账户,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条例,还是要进行严格审批。而在自由港内,按国际惯例,支付应该立刻兑现,可按现有的监管措施,还是做不到。“但在自由贸易港,划出一块地方,可以更加自由。”

实际上,这四项主要制度创新,也成为了全国11个自贸区建设的基本框架。

“为什么在有了自贸区的前提下,还要搞自由港呢?”陈波认为,自贸区在货物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了很多新进展,但在服务贸易方面,还有很多没落实的地方。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设立自由贸易港,发展本地贸易、转口贸易并不是最终目标,离岸贸易、离岸金融才是自由贸易港最终探索的方向。

“在自贸区,服务业开放也并不是特别充分,搞自由贸易港,要更充分了。否则跟国外对接,没有相关服务业做支撑。”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贸区是在保税区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很多领域还是按国内规则办,“自由贸易港,需要更加开放,如果按我们的规矩,外国人不来了,或者自由港的含金量会打折。”

“自由贸易港区和现在综合保亚美真人娱乐税区最大的区别在于一线管理的方式不同,至于‘怎么管’,现在还在和国家相关部门研究。” 2017年4月1日,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曾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自贸区更注重的是二线有限渗透,自由港更注重是一线彻底放开。”陈波表示,两者的使命有根本的不同,自贸区是为全国未来开放做先行先试的测试,为国家能够整体上更加开放承担试验田刘芸自嘲“漏嘴”吃…饭弄脏衣历的任务。而自由港则完全不同,自由港向全国推广复制的要求并不急迫,而更强调对标全球最高开放标准。

尤其是金融改革,可圈可点之处不够多,“除了FT账户,也就是融资租赁、内保外贷以及上海自贸区里的外资企业资金池之外,能够算得上的不多。”陈波认为,金融改革步伐不够快的原因可以理解,自贸区政策需要在短期内可复制和可推广,同时也要防范开放双刃剑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潜在风险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我们处在一个两难的阶段,如果要改革就必须得承担风险,但是因为有风险,所以对改革本身增加了很多约束,使得改革的步伐变慢。但同时,国家又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参与全球资源要素的竞争。”